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,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。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,如人面方鼎、人面钺等,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。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,如人形的灯或器座;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,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,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,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,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。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、人头像,大小均超过正常人,均长耳突目,高鼻阔口,富于神秘色彩,应是神话人物。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,这些文字,现在一般叫金文。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、补史的作用。 仿古青铜器的制作有很多方式。商周青铜觯
清代和民国时期也是仿古铜器成风的时期,清代皇帝的爱好和官僚文人、金石学家的需求,他们收藏青铜器,释读金文、训诂读史、书写金文,更加推动了仿古铜器的发展。所以宫廷仿造精美礼器成风(很多瓷器都仿作青铜器的造型),形成了官方仿、民间也仿的局面。清早、中期多为官仿,而且部分仿器还带有清朝的底款。清末由于**的入侵和文物的外流,再次推动了民间仿古铜器的商品化和古董商人的职业化,这个阶段应该把民国时期也算进来。仿古铜器比较有名的所谓“苏州造”“潍县造”“西安造”“北京造”“河南造”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。这一时期主要仿制商周重器,尤其是伪刻铭文、伪刻纹饰。仿品不但在国内泛滥,而且也流传到国外,是伴随着真品一起外流出去的。这个时期的仿品,有的造型和纹饰不符合商周器,有的无范线、垫片,我在鉴定中,几次遇到这个时期仿制的青铜鼎:有的鼎足已自然脱落,是焊锡被氧化后的结果。有的刻铭有刀痕,有的材料为黄铜,这些特点,在鉴定时都是不难发现的。先秦青铜觥仿古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。
南宋之后,铜器常被销毁铸币,宋代仿制古器传至***者为数较少。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。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,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,以仿制古器物。明代的仿造量规模甚大,流传于世者亦较多。明宣德年间,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鼎彝均非古制,遂生复古之心,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《考古图》、《博古图》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,铸造仿古铜器。当时所铸仿古铜器达3300余件。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,还奉敕分与诸王府,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。
这类青铜器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,无论在用途上,还是性质上都截然不同。商周时期,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,贵族为了弘扬祖德、刻纪功烈,铸造铜器并记录在铭文中。礼器使用的多寡,更是体现贵族等级制度上下尊卑的象征。到了宋元明清,铜器已失去了这些意义,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器皿,或是人们手中赏玩的艺术品。明清时期仿古青铜器主要分为:
一是实用器,如香炉、鼎、瓶、壶、龟、鹤、羊、鹿等,主要用于生活、祭祀及各种仪式中。 青铜器是指用青铜制成的器物。
清仿西周铜簋铭文特征:仿古青铜器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,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。例如宣德年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多铸有篆文书写的“宣德”二字。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,还注明官称姓名等。如明代“长沙学府”铜豆(图三)柄上有铭文:长沙学府,崇祯癸酉岁广东领东道三省监军恭政云蒸捐天平宴金置。综观之,历代仿古铜器**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,但在局部,如部分结构与纹饰,特别是纹饰方面,多有随意变形。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,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、纹饰、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,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便不难看出。 仿古青铜器开始风靡全国是从1997年那件倒卖国家文物案件开始的。三星堆青铜器仿古摆件工艺品
仿古青铜器的出现是人们出于复古宣传传统礼教之目的。商周青铜觯
在未来阶段,青铜精品的稀缺性将决定它的涨幅,而精品资源越来越少,需求量却越来越大。随着买方市场的不断扩大,必然会迎来一波上涨行情。2014年3月20日,一件重要的中国古代青铜礼器“皿方罍”将在纽约佳士得拍卖。纽约佳士得宣传资料显示,待拍的“皿方罍”高63.6厘米,缺盖,为商代或西周早期之物。罍(读léi),意为酒樽,也可用来盛水。罍在中国古代常被用作重要的礼器,在王室和贵族的盛大宴会上,罍是必备的酒器。罍的基本形制有圆体和方体两种,由于青铜罍流行的时间短,数量少,尤其是方体罍,更是十分稀少。加上距离我们有4000多年,这件“皿方罍”能保留到***已属十分罕见。 商周青铜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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